在教育部強行渡關山的蠻橫下,未來的中學歷史教育再度回到黨國史觀,那個不堪回首的一言堂世界。對於此事,關心者寡,媒體寧可大篇幅報導香港人民發起的「反國民教育運動」,卻對攸關這塊土地民眾的主體性冷漠以待,其心可議啊。

 

前天從網路得知關心者們的抗爭吶喊,昨天卻只見教育部連發三篇新聞稿模糊焦點的「澄清」。這些政客究竟要如何糟蹋歷史?又如何洗腦我們的下一代呢?想到這裡不禁慨然萬千。

 

以下介紹中研院副院長及史語所院士王汎森教授的一篇文章〈歷史教科書與歷史記憶〉,收入《思想》第9期(2008年5月)。網路版 http://blog.sina.com.cn/s/blog_a6a4604e01012e5k.html

 

文章重點摘要:

一位作者怎樣編寫他的歷史,或一個政權如何編纂官方歷史,都隱喻著理想上希望成為什麼樣的社會與國家。

 

在轉向現代國家的過程中,國家的權力也透過一些機制進入教育的領域,開始要規範(discipline)知識。「審定」教科書便是國家支配知識的一個介面,國家的意識型態與歷史知識的教授在此得以連接。

 

從1905~1931年,政府審定教科書就有十五次的改變。這些改變出現兩個趨勢,第一是由鬆散的、在地的,甚至個人化的歷史教材,轉向少數幾種教科書之壟斷。第二是隨著政府對意識型態的關注,教科書中所傳達的歷史意識越來越統一,與官方意識型態不合者每有遭到淘汰之危險。尤其是1928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後,以三民主義為教育基礎檢定教科書,是教科書內容一致化的第一次高峰。簡之,「國民政府自有其一套框架,以規範國民的歷史記憶。

 

在政治變革中,歷史教科書的編纂者通常作些什麼?最重要的,便是在敘述的過程中選定敘述主詞所代表的人群:「我們」所代表的是那些人?「你們」是指那些人?也就是「我群」與「你群」的劃分。這項劃分帶動歷史知識全體內容的改變與評價體系之變化。

 

所以誰掌握歷史敘事的主權,成為敘事中的「主詞」,誰便有權力以「我群」的角度敘述、評價歷史。

 

在一個敘事架構中,「主詞」往往是讀者不自覺的認同對象。讀者往往化身為主詞的同路人,循著他的思路,同情他的遭遇,為他的起落高興或悲傷,即使這個人物在比較大的歷史構圖中看來並不是一個如此正面的人物。

 

對於一般沒有機會接觸更多歷史著述的人而言,教科書中所沒寫的歷史就差不多等於不存在。

 

過去臺灣的歷史教科書中也很少提到臺灣的歷史,所以幾代人對臺灣歷史的了解是很有限的。1990年代中期,當台灣主體意識初步得到確立時,歷史教科書的內容成為爭論的焦點。當時台灣的歷史教科書仍然是統一的部編本,由國立編譯館負責。我於1997年應聘擔任高中歷史教科書的編輯委員,我還記得,當時為了是否應在高中歷史教科書中增加相當數量的17世紀以來的台灣歷史,委員們發生非常激烈的論爭,成為新聞事件,最後因教育部長緊急喊停而作罷。但是,後來經過一波又一波的衝撞,今天台灣中小學歷史教科書出現了大量的台灣歷史。它的影響非常大,現今廿歲以下的年齡層的歷史知識與廿歲以上的年齡層的歷史知識,形成了相當大的斷層。新一代人琅琅上口的台灣歷史,對長一輩的人而言是相當陌生的;一個小學生對他父母提出最基本的台灣歷史的問題時,再有學問的父母也往往難以回答,因為當年的歷史教科書不寫這些。歷史教科書中所不寫的部份,對於過去受教育的人而言就等於不存在。因此,不同的歷史教科書把人們劃分成不同的歷史世界,而歷史知識之不同亦大幅影響了人們的政治認同與政治抉擇。

 

自從教科書出現以來,讀者所讀到的不只是歷史。在歷史敘述中,同時也表現了豐富的政治觀念、公民概念、道德觀念,與對未來的想法等。它們形塑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理念世界,而歷史教科書中所傳遞的各種理念,遠比其他教科書要來得有影響力。

 

王教授的研究,清楚說明教科書與政府當局政策、民眾歷史意識的形塑,三者之間難分難捨的糾結關係。若對此背景有基本了解,還會覺得這次課綱「微調」無關緊要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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